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指出，他们理论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6]30。

所以社会关系的本质是利益关系。整体指事物的各个成分、因素按照一定的结构形成与组成的有机统一体，部分指某个整体而言的个别成分、对象和因素。

直到今天，我国的GDP仍然保持了6.5%的高速发展，为全球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超过了30%，全球每10个脱贫人口当中就有9个中国人。法必须善，首先是要求法必须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马克思曾将法区分为实体法和形式法，他所说的前者是指的应然法，即法的应然状态。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情的本质，那我们就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此外，还要注意司法、行政执法中所适用的政策也必须科学、严谨。

与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自由裁量权是指以下两种情况：一是法律规范未对案件的处理作出明确规范的情况下，法官和行政执法人员可以依据自己对法律规则和法律精神的理解作出处理。达到一定的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指使、利用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如本案刘某的女儿)或精神病人实施某种犯罪行为，是不符合共同犯罪的特征的。

例如，在对合犯罪论中，就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之争而言，就会自然得出犯罪共同说的结论。对于本案中夏锡仁的行为，判决书认定为帮助自杀，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我国学者最初是在对合犯罪论的体系中起步采用阶层共犯论的，但对合犯罪论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共犯论的展开。三、共犯理论的阶层构造 在我国刑法学界，最早试图采用德日刑法教义学中的共犯理论阐述我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立法的是伍柳村教授。

受托杀人行为，如果委托人具有自杀意图，则属于帮助自杀和故意杀人的竞合，因其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因而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因此，尽管在目前中国的刑法和司法解释中尚未使用间接正犯这一概念，但间接正犯的理论已经进入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的视野，并在司法活动中发生了实际的作用。

各个共犯个别活动之总合，仅只为执行者创造了实行犯罪的真实可能性。因此，修正惹起说的惹起只是一种间接的惹起，具有对正犯行为的依附性。可以说， 正犯与共犯是构成要件内外的区分，这种区分是以构成要件为中心轴而展开的。此后，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刑法都采用区分制。

例如被告人刘某因与丈夫金某不和，离家出走。该条揭示了限制从属性原则。故此，日本学者高桥则夫教授指出:在日本，这是一个共犯从属性问题。根据这一规定，在《苏俄刑法典》中，共犯与正犯具有相同的性质，都是参与犯罪实施者，在此基础上建构的共同犯罪理论，就没有必要再论及共犯对正犯的从属性问题。

我国刑法并没有规定间接正犯，但间接正犯概念同样可以适用于我国，我国司法机关接受了间接正犯的概念，并在司法实践中加以运用。而折中惹起说处于纯粹惹起说和修正惹起说中间的位置，部分否定、部分肯定违法性的相对性和连带性，因而一方面否定没有正犯的共犯，另一方面肯定没有共犯的正犯。

因此，在分则中设立独立的构成要件对其予以处罚，乃是各国立法例上所见的态度。例如，李斯特指出: 从原因的概念中可以 得出结论认为，每个与行为结果的产生有关联者，均是行为结果的造成者。

现在，有些学者已经从部分犯罪共同说转向行为共同说。共同犯罪的附属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曾经受到批判。但如果否定高海明和郭永杭成立非法拘禁罪的共犯，则不能对郭永杭的行为作出完整的法律评价。它的无可争辩的优点就是涵义确切和结构合理。因此，共同犯罪可以一般地确定为:几个人共同参加实施同一个犯罪，其中每个人都应当和犯罪的结果有因果联系和罪过联系。因此，主张折中说的德国学者萨姆松认为，自杀的共犯不会作为普通杀人罪的共犯受到处罚。

因其女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对被告人刘某的行为如何定罪处罚，存在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刘某授意本无犯意的未成年人投毒杀人，是典型的教唆杀人行为，根据《刑法》第29条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从重处罚的规定，对被告人刘某应按教唆犯的有关规定来处理;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刘某授意未成年人以投毒的方法杀人，属于故意向他人传授犯罪方法，同时，由于被授意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不负刑事责任，因此对被告人刘某应单独以传播犯罪方法罪论处。在以上论述中，所谓共同犯罪的附属理论就是共犯从属性理论。

关于共犯从属性形式，根据德国学者的观点，可以分为四种从属程度，这就是最小从属性、限制从属性、极端从属性和夸张从属性。而所谓没有共犯的正犯，是指尽管正犯具有构成要件的违法性，共犯因不具有违法性因而不能成立。

对此，我国民国时期著名比较法学家徐朝阳曾经做过论述，指出: 主观主义共犯理论代表 罗马法系的精神，认为正犯和共犯的犯罪故意，实属一致，刑事责任自应之相等; 所以主观说否定从属 性的存在，因为无论为正犯、教唆犯或从犯，莫非犯人固有意思之表现，既是犯人固有的意思，为其独 立犯罪，而非从属他人犯罪，极为明显。换言之，共犯的成立以违法的正犯行为为必要条件，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正犯引起的结果对于共犯来说不是符合构成要件的结果时，共犯也不能成立。

但在大陆 法系刑法中，对于共犯的立法并没有采用单一制而是采用了区分制。如果不解决帮助行为是否符合构成要件，而以主观上对他人自杀意图的明知和客观上与他人自杀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为根据，将帮助自杀行为认定为故意杀人罪，显然并不符合刑法教义学的一般原理。而折中的惹起说则认为，批判纯粹惹起说所主张的没有正犯的共犯的观点，认为虽然共犯也和正犯一样引起符合构成要件的结果，但却是通过正犯符合构成要件、违法的行为实现的，共犯行为的违法性是从正犯行为中引出的。2004年5月12日凌晨1时许，夏锡仁在租住的地下室准备了凳子和绳子，接着先将吴楷容扶上凳子，，将绳子一端系在吴楷容的脖子上，另一端系在地下室的下水管上，然后其将吴楷容脚下的凳子拿开，吴楷容脚动了几下即窒息而死。

由此可见，在阶层犯罪论的语境中，间接正犯与正犯的关系是随着从属性程度不同而消长的。例如苏俄学者在论述共犯的因果关系时指出:共犯中各人对犯罪实行之影响，永远要透过犯罪执行者之自觉活动。

间接正犯不属于共同犯罪的范畴。因为，自杀者的生命对于外部的人即共犯是受保护的，刑法不允许共犯参与到这一侵害中。

客观上帮助意图自杀的人实现自杀意图，是否就可以直接得出该帮助行为具有故意杀人的性质?既然裁判理由确认帮助人主观上没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其帮助行为又怎么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因此，如果仅仅从主客观统一上对帮助自杀行为的性质进行分析，是难以得出正确结论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违法共犯论与责任共犯论具有相同的逻辑。

德国学者指出，责任共犯论现今已经站不住脚了，因为它与《德国刑法典》第29条相抵触。值得注意的是，贝林在此提及修正的构成要件的概念，表现了一种欲将构成要件贯穿于共犯的意图。以上因果共犯论中三种观点的分歧源于违法的相对性和违法的连带性之争。例如，苏俄学者特拉伊宁指出:共同犯罪并不改变刑事责任的公认的根据，它并没有创造一种新的连带责任;不论是单人的活动或是在共同犯罪时的活动，刑事责任都是以具备两个永远同样必要的构成要素——罪过和因果关系——为前提的。

苏俄学者对这段历史作了回顾，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许多著作对共同犯罪问题的研究，都是从刑事古典学派关于共同犯罪的附属理论的观点出发的。笔者倾向于将共犯理论从构成要件中独立出来，确定为犯罪特殊形态，在此基础上充分展开对共犯的研究。

早期的贝林把构成要件当成不法行为类型来把握，因而对共犯形式的认定不免或宽或严。后刘祖枝将存放在暂住地的敌敌畏倒入杯中提供给秦继明，由秦继明自行服下，造成秦继明服毒死亡。

显然，狭义共犯，即教唆犯和帮助犯的因果性和共同正犯的因果性又是存在区分的:狭义共犯又被称为纵的共犯，其共犯行为具有加功于正犯的性质，因此在确认正犯对于构成要件结果具有独立的因果关系的前提下，需要二次性地考察教唆犯、帮助犯对于正犯行为的因果性，这是一种因果链条的延长。从德日共犯理论的演进来看，共犯独立性说越来越受到批判而边缘化，而共犯从属性说则成为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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