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走中国式现代化法治道路，推进法治发展的中国化、时代化、现代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包容天下的中国式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

理由如下：第一，法律解释相较立法解释在程序上更加简化，与行政法规相似甚至更加宽松，是以我们很难针对监察解释作出比监察法规更加严格的程序控制。夏：除了这个问题外，还有学者关注到了《监察法》的配套立法问题，并提出应当制定《国家监察组织法》《国家监察程序法》等内容构想。

监察法规与监察法律之间在上下位关系上必须严格遵循法律优越原则。此种制度安排未必符合自己不能当自己法官的公平正义原则，也易使监察机关的自我监督变成自我庇护。夏：对于监察立法工作，您提出监察立法工作应当以依法监察理论为根本指导，遵循法律优越法律保留和依法规（一般性规范）监察等三个原则。如此一来，自然要求加强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领导，上级监察委员会对下级监察委员会的领导。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和《监察法》的规定，上下级监察机关间的领导体制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本条是对监察人员能力素质的总体要求，也是对其监察职业伦理的具体规定，还是未来构建具体监察官制度的指导性原则。二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即根据现行《宪法》第127条第2款和《监察法》第4条第2款的规定，监察机关在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时，应当与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因为新冠疫情防控广泛使用数字技术，推广了健康码、行程码等数字管理系统，积累了海量数据并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分析和预测，所以如何防止数据的收集、储存、分析、应用侵害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如何防止企业或保险公司利用疫情检测数据对公民进行分类贴标签，如何防止智能化管理和决策被算法偏见左右，就成为防止新冠肺炎康复者免遭就业歧视的关键性问题。

问责是法治的重要基石，对智能化决策却很难问责，在这层意义上，人工智能伴随着使问责机制瓦解的潜在风险，这对法治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防疫数字技术的滥用，对病毒感染者就业的算法歧视也刚刚露出冰山一角。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之下，我认为当前中国法治建设的阶段性特征不妨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这就是现代化的深水区与大变局的三岔口。究竟怎样才能加强和改善国家秩序的正当化处理机制？这就是法学界正面临的根本问题，无从回避，不得不从实际出发来尽早做出解答。

财新：利益多元是现代社会的必然结果，多元还可能伴随着撕裂，当然多元并不等于无序。毋庸置疑，中国《民法典》体现了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取向。

通过媒体报道还可以发现，有些地方的基层公务人员、辅警乃至临时雇工打着疫情防控的旗号率性而为，频繁过度监控，甚至滥用健康码系统非法限制公民迁徙和行动的自由。从这个观点来看，自15世纪以来，存在、人体以及行为已成为越来越密集的医疗网络的组成部分，医学就是一种生命政治的策略。与新冠疫情相关的就业歧视，实质上是在毫无法律根据的状况下，仅通过数字技术操作，就剥夺了相关人群的行动自由（工作），同时也剥夺了他们应该拥有的财产（收入）。考虑到郑州红码案、核酸检测寻租问题等造成的大量假阳人数，波及面将更大更广。

就此，财新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季卫东，解读法治建设如何才能更好地回应现实需求。当然，在一个缺乏法律意识、轻视规章制度的社会，这个口号对陶冶公民的守法精神也能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残疾人保障法》还明确保障残疾人劳动的权利，规定在招用、聘用、转正、晋级、职称评定、劳动报酬、生活福利、劳动保险等方面不得歧视残疾人。在这里，如何把握适当的平衡度始终是疫情防控的一大难题。

但是，全球化同时也冲击并激活了不同民族的自我认同意识，国际社会的纵横捭阖也需要借助价值认同，于是价值的话语逐步变得越来越重要。即便为了避免瓜田李下的误解，也应该坚持公开透明原则。

早在2020年3月，国务院就专门颁发规范性文件，禁止对新冠疫情严重地区劳动者的就业歧视，最高法院也做出了相应的司法解释。例如，中国公民的价值观和权利意识与欧美人有显著不同，对人工智能持比较乐观和友好的态度，在文化传统上也没有很强的隐私观念。

其次，主流意见与少数意见或反对意见的争辩较量，有利于决策者兼听则明、克服自己视觉上的盲点，使法律判断更全面、更明晰，也能宣泄那些处于不利状态的当事人容易产生的不满情绪。前者强调竞争的自由和分权治理，后者强调安全以及为此进行的严格规制和集权。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1974年10月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社会医学课程第二次讲座社会医学的诞生中，曾把公共卫生和医疗也理解为一种社会治理的技艺。在这个价值兑换过程中，限制公权力就从或是或非的问题转变成或多或少的问题，法治的存在方式也将受到经济学比较优势观点的影响，事先性政治决策与事后性司法救济相对峙的图式也会在很大程度上相对化。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事态很难预测而又非常紧迫的状况下作出的政治判断，难免伴随着这样或那样的次生风险，难以打破风险的恶性循环。为此有必要改变多龙治水、职责交错的格局，形成一个高度集中化、整合化并享有足够权威性的反垄断法执行体制。

所以马雷克?莫尔曼去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文章强调算法的本质是统筹兼顾、微妙调整的助推，并非不道德的。但如果俄乌战争进一步发展，战时规制经济也可能在很多国家浮现，这就需要在法律上采取非常时期的紧急应对举措。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汲取一条非常重要的法学教训：在数字覆盖的机器官僚主义国家，有必要重新认识法律程序的意义——通过公正程序来保障权利，通过程序的公正体验来提高对决策的满意度，进而增强国家秩序的正当性。也可以说，虽然对新冠肺炎感染者和治愈者的就业歧视问题出在社会性权力方面，但根源却在威权主义数字国家那种方兴未艾、变幻莫测的权力结构之中。

因此，在这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打开算法黑箱，让算法透明化，并在此基础上克服算法不公正现象。事实证明，抑制投资的流言一起，企业的行动方式往往不是立刻终止投资，还是匆忙做出投资的决定以便搭上末班车。

一般而言，从2014年开始，中国的司法改革进入深水区。与此相应，民企生态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也许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人们很容易接受这样的主张：应该让政府积极有为，采取抑制投资的举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达成共识的基本命题。

在这里，古代谚语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可以用来警示深水区法制改革可能引发的潜在风险或机制设计的危机。在深度衰退或大萧条的阴影下，各国都有可能加强权力对市场经济的干预。

因此，如何重构裁量与程序之间的关系，就是实施法治行政的关键。有的地方司法局还通知各律师事务所禁止代理涉及疫情防控的争议案件，更使得法定的维权机制无从启动。

总而言之，通过司法把《民法典》具体落到实处，通过解释进一步完善《民法典》的内容体系，通过宣讲让《民法典》精神渗透到基层社会，这就是当今中国推行法治的重要抓手。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性能提高，算法越来越难以理解和说明，形成算法黑箱化现象。

实际上，程序与议论是表里一体的，程序是合理议论的前提条件和基础，议论是公正程序的具体内容和目标。此后很多学者热烈讨论法律程序的独立价值以及过程正当化问题，发表了大量真知灼见，各种诉讼法的制定或修改也都更明确地强调程序公正原则。因此，从2016年前后起，各国纷纷制定规范，开始加强对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治理。显而易见，衰退或萧条势必在不同程度上改变社会秩序的存在方式和人们行为的游戏规则。

对法律有没有信任，这才是个真问题。如果应对失措或失灵，世界经济也可能出现深度衰退乃至大萧条。

2020年5月28日，期盼多年的《民法典》终于大功告成。一般而言，在恐惧心理的驱使下，公民可能反倒更倾向于安全保障，与此相应也就更能容忍自由的收缩，特别是容忍限制个人权利的公共卫生措施。

财新：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问题日益突显，一系列法律法规也相继出台。很遗憾，尽管呼吁和筹备了30年，行政程序法草案还是一直停留在讨论审议阶段，迄今尚未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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